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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是因为您在这个房间里，是唯一一个只考虑海军的人。”希佩尔说，“陛下考虑的是德意志帝国的尊严，舍尔考虑的是公海舰队的士气，我考虑的是——我们还有什么筹码可以押上牌桌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：

    “只有您，元帅，只考虑这些战舰如果沉了，德国海军还剩什么。”

    寒风呼啸。

    提尔皮茨沉默了很久。

    然后他开口，声音比之前更苍老了：

    “希佩尔，你今年四十八岁。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

    “你知道我像你这个年纪时，在想什么吗？”

    希佩尔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“我在想，德国什么时候能有一艘无畏舰。”提尔皮茨说，“我在帝国议会舌战群儒，和那些根本分不清巡洋舰和护卫舰的议员们解释，为什么我们需要《舰队法》。我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，把每一分钱掰成两半花，只为了让船坞里那堆钢铁能早一天下水。”

    他停顿：

    “后来我们有了拿骚级、赫尔戈兰级、国王级、俾斯麦级。全世界都在说，德国海军从第六变成第二了。皇帝在基尔运河开通典礼上拥抱我，说我是德意志的海权之父。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低下去：

    “可是希佩尔，你知道吗。每次我看见一艘新战舰下水，我想到的不是它有多强，不是它能击沉多少敌舰。我想的是——”

    他停住了。

    过了很久，他才继续说：

    “我想的是，如果有一天它沉了，舰上那些年轻人，他们的母亲会在港口等多久。”

    没有人说话。

    舍尔低下头。希佩尔的眼睛看向别处。

    “所以，”提尔皮茨说，“你说得对。在这个房间里，我是唯一只考虑海军的人。”

    他转身，走向等候的轿车。

    拉开车门前，他回头看着这两位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将领。舍尔的决绝，希佩尔的冷静——二十年前，他们都是他亲自从候补军官中选拔出来的。

    “舍尔将军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元帅。”

    “三天后，你们出海。”提尔皮茨说，“我不拦你们。但我有一个请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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